• 1
  • 2
  • 3
  • 4
  • 5
  • 6
  • 7
  • 8
理论

澎湃网:山城与口岸:近代史舞台上的重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11月21日 10:51      1288

刘杨(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阳国志・巴志》中有一支巴人歌谣:“川崖惟平,其稼见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正是这片巴渝山水孕育了山城重庆,3000年来,这座城市因水而生,因山而名,因商而兴,因战而强。爱国、重义、淳朴、刚烈的重庆人协力创造了灿烂的巴渝文化,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长江、嘉陵两水在此相聚,奔流而去,也见证着近代以来长江上游门户口岸重庆从古渝雄关的军事重镇,到商贸云集的开埠口岸,也作为中国抗战的中心而名扬世界的历史变迁。

2016年,重庆朝天门码头。

川江通航 重庆开埠

长江上游之川江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的1050公里的水域,也是巴蜀地区对外交往贸易的交通要道。此航道有崇山峻岭之险阻,滩多水急,云遮雾绕,近代以前,川江航运工具以传统的木船为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自带洋货叩响了四川的大门,其中英国以印度殖民地之故尤为热衷打开长江上游市场。而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口岸与四川的门户城市,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成为英国觊觎的首要目标。

1876年,英国以“滇案”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这为英国在重庆开埠以前就派领事进入重庆提供了条约依据,也为重庆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1883年,有“西部中国开路先锋”之称的英国冒险家立德乐以游历内地为名侦察川江航道,并撰《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一书,盛言川江可以行轮,在西方引起轰动。1898年2月15日,时年58岁的立德乐自任船长,驾驶7吨小轮船“利川”号从宜昌出发,穿越三峡,经过20多天艰苦航行,于3月9日清晨抵达朝天门码头,成为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到重庆的人,也揭开了重庆进入川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序幕。《泰晤士报》曾在首航前发表评论:“假使立德乐成功,则七千万人口的贸易就送到门上来了。”

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所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在北京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其他国家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取得了在重庆通商的特权;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顺城街附近“糖帮公所”正式开办,史称“租寓开关”,由英人霍伯森任重庆海关税务司,重庆成为晚清对外开放的第20个通商口岸和中国西部唯一开埠的口岸。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对重庆口岸觊觎已久的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和《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等不平等条约,规定重庆对日本开放,不但拥有同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而且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

江而上至重庆,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厂,取得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专管租界的权利。

1910年,重庆长江码头。

开埠通商后,重庆地理区位优势凸现,西方各国在重庆城内设立领事馆的同时,纷纷在城内开设了洋行、公司、商行、教堂、学校、医院等机构。成渝大道、川东大道客商不断,肩挑驮运,熙熙攘攘“华洋杂处,商务繁盛,诚吾西隅之一大市场也”。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一批大店、名号,如刘继陶创办的“德生义”商号,黄锡滋开设“锡生”商号,汤子敬的“德大昌、裕生厚”等字号。民国初年的《重庆乡土志》中有一段话描述了当时市貌及街巷:“沿岸结舫水居者千有余家,吴、楚、闽、粤、滇、黔、奉、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栉比,每焚动殃及百数十家。”

军人干政 重庆建市

1909年1月,全国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正式颁布,上海、厦门、广州等城市都先后建立了自治公所或市政公所等自治机关,重庆顺应时代潮流,也启动了漫长的建制历程。

重庆建市及其行政地位的提高得益于刘湘军事集团的强权,其时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看中了重庆在四川的经济地位及可观的财政收入,故舍成都而踞重庆。民初建立的警察厅是重庆市政机关的萌芽形式,然而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机构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从行政建置上将重庆城市独立出来,成为重庆绅商和地方军阀的共同愿望。1921年11月,刘湘令设重庆商埠办事处,先后委任川军将领杨森、邓锡侯、陈国栋等督办,成立重庆市政公所。1926年,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和川康边务督办身份驻重庆,重庆一跃成为国民革命军21军戍区的首善城市。为了充分利用城市资源和加强对军队驻守各区县的管理和示范,重庆建市作为重要事项提上了刘湘军事集团的议事日程。1929年2月15日,经21军部批准,重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重庆正式建市,首任市长是刘湘下属师长潘文华,此时距开埠已近40年时间。

民间有谚曰:“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洪崖门,广船开,杀鸡敬神……”。明初戴鼎所筑“九开八闭十七门”格局的重庆古城一直延续至近代,建市之前,重庆管辖范围以城区为中心,至长江南北两岸上下30华里的地方,20余万居民蜷缩城墙内生养作息,市政设施呈极其简陋的自然状态。21军军长唐式遵在《重庆市政计划大纲》中曾这样描述:“市政窳煅,街道之狭隘、沟渠之秽污,煤烟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亦为全世界通商各埠所无,加之地狭人稠,肩摩踵接,非推市政,力谋改造,实不足以策交通实业之发展”。1926~1935年的近10年的时间内,重庆作为刘湘的战略据点,在潘文华主政期间迎来了防区体制下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建市以后,重庆颇具“现代意义”的市政建设在较大范围内启动:确定新城区的城市空间突破原来的城墙范围,延伸至江北城区及南岸五渡,初步形成了重庆横跨两江,鼎足三分的格局,全市面积共计187平方公里。从通远门到曾家岩,从临江门到上清寺,从南纪门到菜园坝,南、北、中三条新修的主干道与旧城区原有道路相连。新市区开辟后,昔日荒山逐渐被星罗棋布的居民区、城市公园和繁华街市替代,原来通远门以外的枇杷山、曾家岩一带已经有各式新建住宅连云栉比,金山饭店、嘉尔登茶园食客盈门,中央公园“门垒假山,包岩延秀”,江北公园“洋槐夹道,绿柳扶疏”。旧城区的市容也为之改观,公路经过的地区,高层建筑开始出现,繁华区域逐渐由两江沿岸向公路两侧转移。而原本因水运而繁华的沿江的部分城门区域,十分有限的山坡、谷地上人口继续膨胀,房屋密度持续增高,逐渐沦为新的城市贫民窟,其中以临江门地区为典型代表。

西迁陪都 抗战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迁都的例子中,20世纪30年代迁都重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机,为了抗击日本入侵,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完成的迁都。从山明水秀到硝烟弥漫,从商埠口岸到抗战中心,重庆这座古老的内陆山城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也是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淞沪血战,南京危急,为持久抗战计,国民政府确立以西部地区为抗战大后方的战略。众多工矿企业、文教单位、政府机关和战争难民随国民政府迁往以四川为中心的西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进运动”,重庆则成为内迁首选集中之地。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此时重庆是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1940年9月5日,明令将重庆定位为陪都,其令云:“重庆绾彀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顶着日机的轰炸扫射,指挥民生公司船队在40个日日夜夜中从宜昌抢运军事设备、人员物资到大后方的重庆,保住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1940年,日本轰炸重庆。

中国战时政治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军政机关一时云集重庆近郊。国民政府设于曾家岩原重庆高级工业中学的旧址上,主楼为中国古典木结构建筑,两个碑亭式墩柱屹立在高大的台基上,蔚为壮观。蒋介石在歌乐山双河修建“总裁官邸”,孙科率立法院移驻重庆北碚歇马镇,于右任率监察院移驻歌乐山龙洞口,孔祥熙率行政院移驻上清寺花园德安里。由于当时的重庆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御敌的抗战大后方,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率南方局、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分别移驻红岩嘴、上清寺、渔村等地。

随着政治中心转移,迁来的还有许多重要的企业工厂、学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等单位,那时的长江沿线涌动着搬家的浪潮,公路、铁路和羊肠小道挤得满满的,为重庆注入了新的工业经济与文化血脉。到1940年底,以重庆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汀,长江一嘉陵江两岸、川黔一川渝公路两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区,先后迁渝的各类工厂429家,也是战时中国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中心。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内迁到重庆的大学及国立中学有30余所,在北碚夏坝、沙坪坝、江津白沙镇形成了三个学校文化区。渝中区大坪有冯玉祥将军的故居“抗倭楼”,北碚区有梁实秋先生寓居7年之久的“雅舍”,白象街文人工作与生活的宅院小楼比比皆是……

重庆解放碑

矗立在渝中区中心的解放碑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功碑。自1938年起,日本飞机开始在重庆上空实施了战争史上尚无先例的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无区别的战略轰炸”,旨在通过大量杀伤平民,造成精神恐惧,以瓦解抵抗的士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目击并记录着大轰炸中重庆的硝烟弥漫:“有时,燃烧弹落入江心,爆发出乳白色浓烟,遮住了北岸的景象,我们会听到那边大火焚烧时发出的哔剥声。 ”1940年5月3日,重庆市长吴国祯在广播电台向市民发表了《勿忘去年今日》的抗战演说,鼓励市民增强抗战的意志,也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决心,决定在“五三”“五四”轰炸旧址上开工修建体现重庆抗战意志的精神堡垒。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这座丰碑铭记着“战时首都”是重庆永不褪色的称谓:“重庆为战斗中国的象征,其辉光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愈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神州光复,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首都”是为反击侵略战争而在战火中诞生,也在此刻退出了历史舞台。14年抗战,重庆的历史贡献既在于政治上的国共合作,军事上的对日抗战,在于造就了大后方经济中心,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亲自书写卷轴褒奖重庆人民所说的那样:“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1.隗瀛涛著:《重庆开埠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2.周勇主编:《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年。

3.周勇著:《证人证言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4.王小全编著:《老档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